“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在我们影视圈。”

    “似乎解放之战，是成王败寇一样，似乎国民党和我们，也是一样。”

    “可以能一样呢？”

    沈三通选定姜伟就是因为《潜伏》，导演私货是藏不住的。

    剧本中有一段，左蓝牺牲，留下的遗物是《延安文集》。

    剧里余则成对左蓝的遗物一刻不能释手，回到家中，翠平在拾掇桌子准备吃饭。

    余则成坐在沙发上，手中翻开那本《延安文集》，仍在念念有声。

    这个时候余则成念念有声的完全不是原文了，而是“张冠李戴”“改头换面”，忆“张思德”为“左蓝”。

    《为人民服务》是为纪念张思德同志的，文中有这句“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余则成念成了“左蓝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他续道：“左蓝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他念到“就比鸿毛还轻”，语音发颤了。

    续道，“左蓝同志（台词重音），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她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再次重复，“左蓝同志（台词重音），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她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身侧的翠平蹲下身来，关切担心地看着他。

    余则成侧头道：“我没事。”

    这段从艺术上来说，是两个“重复”。

    一是整个这一段重复读《为人民服务》，是对上一场戏的重复。

    二是内部涉及到“左蓝同志”的两个句子，余则成都作了重复。

    这一大段的重复是余则成对革命信念的持续深化对爱人同志的念念难忘，这两句子的重复更是余则成单独拎出来着重表达对爱人同志的念念难忘。

    将“张思德同志”易为“左蓝同志”念出来更是神来妙笔！

    余则成这里的“重复”和“改易”，就他情态上看，就是哀恸不能自已，竟化而为“怔”了。

    从表演角度，文学作品里有一经典艺术手法叫做“重章叠句，反复咏叹”，肇源于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

    沈三通为此叫绝的是，姜伟避开了影视圈的一直以来一群人喜欢搞的恶心手法。

    就是玩“电车难题”，或者“落水了救妈妈还是救老婆”那一套。

    把信仰和私情分割开来，甚至喜欢把理想主义者刻画为小丑。

    何等的荒谬！

    这就颇为有些以己度人了。

    自己自私，没有能力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就把理想主义者，要么刻画成“冰冷机器”，要么刻画成“狂热分子”。

    其实，成功的理想主义者，日常生活都是很温和。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依然热爱生活”“看透了人性的黑暗，依然选择付出”。

    焦书记非常多才多艺，上小学的时候，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参加了学校的西洋乐队，学习吹司军号，同时，他还练习鼓乐和二胡，最擅长的是二胡。

    姜伟设计的剧情跳出了这个陷阱。

    让余则成的理想和个人感情融为一体，并且是以能读懂的方式——个人的爱恋，自然的上升高度。

    既有血有rou，又把理想高度提了出来。

    这段戏最开始的剧本里是没有的，沈三通看剧本的时候，也没有加入。

    他想知道，这段戏到底如何来的。

    这段戏是孙红雷和姜伟共同创造的。

    姜伟在访谈里，专门谈过为人民服务这段。

    孙红雷跟他讨论剧本的时候，说左蓝死后应该安排一个什么小细节来升华一下这种感情，把感情升华成信仰有一个过程。

    孙红雷作为演员，剧本的文学修养和素养挺高，嗅觉很明锐。

    左蓝死后爱情到信仰的转变加个节点，非常符合戏剧效果。

    最后两人商量的结果是读一段文字。

    但读什么文字还没有讨论出结果。

    这时候着急印剧本发给演员们，所以导演姜伟就随便写了个《愚公移山》先印出去。

    但一开始就没打算用《愚公移山》。

    这段加戏是孙红雷的建议，但最终决定文章的是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