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越过来的时候，大毛二毛正打得不可开交呢。

    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苏联的长子和次子究竟打完没有，又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现在，伊万诺夫这个俄国人作为老板要去视察工作，肯定要更加小心啊。万一嘴巴瓢了，引起纷争怎么办？

    伊万诺夫也有点心虚：“王，要不你跟我一块去吧。”

    作为一个苏联的忠实臣民，他面对其他独联体国家的人时总有一种莫名的心虚。

    因为俄罗斯是苏联最大的部分啊，都说俄罗斯是苏联的长子。

    那么长子就应该承担起最重的责任。结果它没把家里笼好，反而带头把家给搞散了。

    身为俄国人，他能不心虚吗？

    可是王潇冷酷地拒绝了：“不行，各干各的活儿，我得去开会。”

    那能怎么办呢？自然是该下车坐飞机的去坐飞机，该坐车去大会堂开会的去开会。

    别看陈雁秋女士嫌弃他们吃个饭慢吞吞，事实上王潇到的时间一点也不晚，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的早，还有空跟碰上的苗姐一块儿的闲聊。

    没错，苗秀丽女士作为本省优秀科技工作者代表，也是省政协委员。

    王潇跟她聊了两句锂电池的事儿，旁边就有苗姐的熟人过来，跟她打听：“你们准备交什么提案？”

    苗姐不假思索：“推动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问题，父母在哪儿工作，他们就应该在哪儿上学。不然一家人常年不生活在一起，小孩也不在父母身边，不好。”

    她今年想交这个提案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前年，那就是1993年，国家正式废除粮票制度了。

    既然粮本不跟着人走，不需要计划吃粮，那人就应该是自由的，不需要被户籍绑住了。

    王潇当真听惊讶了。

    她没想到1995年，大家就开始思考留守儿童的问题。

    她本以为这是华夏在千禧年后入世，制造业飞速发展，农民工子女或者说是外地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才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

    显然，这个问题思考的人还不少。

    起码过来问话的苗姐的熟人就先摇头：“我觉得你这个提案不太现实。要是农民工的小孩都跑到城里来上学的话，那学校怎么装的下？我跟你讲真话，现在教育经费拨的很难哦。”

    不仅仅是教育，医疗啊，以及其他城市公共财政支出，经费都非常紧张啊。

    原因是什么？大家也心知肚明。

    税务改革了呗，往中央交的钱多了，地方财政当然捉襟见肘。

    熟人叹气：“学校维持现在的情况都艰难，再把这么多外地的农村的小孩塞进来，那学校会爆·炸的。还有就是——”

    这位高中老教师想得挺深，“小孩子都往城里跑了，农村的小地方的学校怎么办？学生少了，学校肯定要缩。可这么一缩的话，农村的学校会完蛋的。经验丰富的好老师跑了，剩下的不能去城里上学的农村小孩，要怎么办？这会进一步加剧我们国家的城乡差距。”

    苗姐皱眉毛：“那也不能不管那些农民工的小孩呀？没有父母在身边，对小孩的身心健康都不好。他们的权益同样不应该被忽视。”

    旁边又传来一个人的声音，这回是王潇的熟人。

    上次，也就是大年初五，在同一个大会堂开扶贫工作表彰会时碰到的李处长。

    他主动搭话，摇头道：“你这个想法肯定是出于好意，但我觉得农民工未必会想要这个。”

    他解释道，“我们做过一个调研，农民工的收入相较于城里的职工，还是比较低的。”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农民工能在城里找到工作，一来是因为他们更能吃苦，后来就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标准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