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队员们把价格估计得有点儿太高了，最终算下来，高家村的干部们竟然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私吞了相当于五万多斤粮食的财富！这对于高家村这座小村子而言，可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数字。

    这个数字被公布出来之后，立刻就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前对村里的干部不满的一小部分人更起劲儿地煽|动其他多数人反对革命干部，而与此同时，之前还很配合工作队员们工作的高家村干部们，也都因为这个显然与实际不符的数字而转向了反对的一边。

    不得不说，高家村必然是存在个别心术不正的干部——毕竟苍蝇不叮无缝蛋，如果每个干部都能力超群又大公无私，那也不会出现所谓“特权阶级”的征兆。在工作队公布了这个欠额之后，工作队员们在村里就更要躲着高家村的干部们走了。甚至那几个主要参与了审问干部的工作队员，晚上都不敢自己出门，生怕被套了麻袋扔到哪口井里去。

    不过秋穆倒是不怕的。她几乎是整个工作队和高家村的干部们关系处得最好的，整个工作队里只有她相信高家村的干部们大多数都是合格的，也只有她认为高家村不存在特权阶级。秋穆虽然暂时接管了高家村村公所的部分工作，却还会找之前负责这些工作的干部来商量。

    尽管刘绪峰、杨成林那边儿给高家村的干部们以高压，但秋穆仍旧会常常安慰他们：“工作队是要‘治病救人’。我们并不是要推翻干部，而是帮干部们改正错误。”

    她这个说法尽管让一些高家村的干部觉得舒服了，却并没有得到工作队里广泛的认同。如果高家村的干部已经形成了特权阶级，那么如何处理那些干部，也就不再是“治病救人”的问题，而是彻彻底底的阶级矛盾的问题了。如果要“治病救人”，就意味着不应该解散高家村党支部，而既然已经解散了党支部，就说明这个“人”已经无药可救，应当换个新“人”了。

    秋穆觉得她首先得跟刘绪峰讲清楚到底是“治病救人”还是“换人”的问题。一天晚上，趁工作队员们吃完了派饭，她便打算跟刘绪峰一起走，在路上把这事儿好好说说。

    然而等到大家陆续收拾碗筷而离席，刘绪峰刚走出屋去就不见人影儿了。秋穆猜测她大概是去茅厕了，倒也没着急，正好看见杨成林也出来，于是想着干脆跟杨成林说清楚算了。因为杨成林是工作队里最不认同秋穆的，她无论如何也得过杨成林这一关。

    秋穆是急切地想跟杨成林讲明白这事儿，但杨成林却不太搭理她。想必她已经见识过秋穆讲道理的能力和执着，自然不想跟她多理论什么。

    两人就沿着回去的小路一直往前走，气氛有些尴尬。秋穆忍不住说道：“杨同志，你如果还想着林同志的事儿，那就没什么必要了。”

    “把个人恩怨带到革命工作里，我还没有那么公私不分。”杨成林仍旧是蹙着眉，她对和她合不来的人常常是这副表情，“秋同志，你想说什么，也得在工作地开会的时候说，让大家民主讨论。如果私下里跟我说，即使我认同了你，又有什么用呢？”

    虽说是如此，但通常工作队的会议上，“多数派”从来都没有留给她过足够讲完这些观点的时间。但杨成林说得也没错，要搞民主，有什么事儿都应该公开地说出来让大家评判，而不能搞小团体，有了什么观点先私下拉拢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