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通知我小说得奖的时候正巧赶上大学最后一年的暑假，因为择业的关系心情差到极点，即便是得奖也未能使我高兴起来。

    糟糕的心情一直持续到下飞机。

    更别提背包里还揣着老娘硬塞给我的两千块钱人民币。

    当时我的白眼翻得很高，但仍旧耐着性子跟老娘解释并不是汇率换算这么简单，按照日本的消费水平，你这两千块钱可能也就够我哥买几杯泡面。

    她会听我的才有鬼。

    老娘让我去日本的时候顺便给哥哥送钱的命令，绝对是苦差事。

    我们家的事儿，又烦又乱。

    我哥叫张金龙，我叫李银龙。

    我哥是张先生和妈妈生的，我是李先生和妈妈生的。

    我妈不仅劈腿，还给孩子起这种名字，下雨天她都得躲着点，容易被雷震子带走。

    小时候跟张金龙见过几面吧，他长得不错，高高瘦瘦眉清目秀，我天生颜控，见着他就叫哥哥。

    那天我被他揍了个半死，如果不是张叔叔拉着他，可能就没有后续的故事了。

    现在想想张金龙挺不要脸的，是我爸三了你爸，关我鸡毛事儿？

    我们俩都遗传了老娘的暴脾气，第二周在大院又约了一架，具体的忘了，只记得他开口前我就一板砖上去，最后他爸抱着他往医院跑，留给我一个绝尘的背影。

    之后，再没见过。

    如果不是老娘起的这令人过目难忘的狗屎名字，我可能连哥哥叫啥都不记得了。

    听说他们家搬去日本不久之后张先生就去世了。

    造孽。

    看到日本方面编辑部来接我的人之后，心情好了许多，那位中年大叔是个少女漫画的编辑，矮胖秃顶，幽默风趣，一路上连汉语带日语夹杂英语带手语，我们两个居然聊得非常投缘。

    到达编辑部之后，中年大叔给了我一杯茶就匆匆的走了，不一会儿匆匆回来，满头大汗，一个劲儿鞠躬道歉，最后大概搞明白了，是他们编辑部搞错了颁奖时间，是7月25而非6月25，请我千万见谅，他们愿意承担往返的路费。

    其实我也无所谓，一个三流大学的学渣，还正巧放暑假，没有男友懒得打工，闲得五脊六兽的，可是心底里总觉得轻易松口没身份。

    板着脸矫情的当儿，大叔的衬衫都shi透了。

    我终于憋不住笑出了声。

    他们说我不笑很吓人，笑起来全破功。

    艰难地挤上地铁往哥哥家去，车厢里安静又压抑，就像大部分文字工作者一样，我喜欢这种变态的安静，伴着夏日的烘焙，瞌睡一阵一阵袭来，只能靠着掐自己的大腿来保持清醒，如果坐过了站，明年的颁奖典礼开始我都不一定能找到回去的路。

    迷迷糊糊中，我的心跳渐渐有些加速。

    窗外的樱花大片大片地绽放着，其实已经不是它们最绚烂的季节了，但我总喜欢不合时宜的东西，古怪又坚定，惨兮兮的美丽。

    我又想起张金龙。

    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长得更高，似不似小时候一样好看。

    但唯一确定的是我不会再跟他打架，小时候的骨气全被生活磨平，父母的质疑，老师的打磨，同学间的你争我斗，事业的坎坎坷坷，我没资格对着生活以外的任何人生气。

    朋友都说我的脾气变好了。

    苦笑。

    真想说你们骂谁呢。

    列车员小姐姐甜美的声音说到站了，我做了个发射的姿势从车里的人堆窜到了站台，跟根钻天猴一样，站稳脚步，闻到了一股子非常好闻的红茶香。

    我扭头的瞬间，眼珠子就像被一辆奥迪的远光大灯晃到似的，简直灼瞎双目。

    站在我旁边的那个男孩子也未免太好看了一些，除了好看，我竟然词穷。

    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嘴里跟抽风一样开始哼唱《天鹅湖序曲》，没有跳起来靠的是身为一个中国人的矜持美德。

    他走了，列车门无情地关上，我露出凄美的笑容，一头撞到了地铁站指示牌上。

    头晕眼花。

    美梦却醒了。

    我在地上躺了一会儿，决定以他为原型写本书。

    血从鼻子里流出来，不知道是因为疼痛还是爱情。

    大概是因为蠢吧。

    从便利店买了纸巾和西瓜汽水，在心里默默祈祷一会儿见到张金龙，看在我这幅凄惨的模样的份儿上，也不要对我说太粗鲁的话。

    老娘从小对他漠不关心，连张先生的葬礼都没露面，如今人到中年，倚老卖老地拿着两千块钱去讨好儿子，换做是我也得买机票飞回去骂死她，更何况张金龙这么要强的人。

    算了，谁让我给人家当闺女的，认了吧。

    已经是傍晚时分，空气里还冒着热气，我拎着冰凉的汽水在大马路上站了一会儿，看着家庭主妇牵着孩子在马路上有说有笑，看着穿着制服的学生或挽手或搭肩地走过，看着扶着拄拐老人散步的中年人，心下一片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