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上刊发一下自己看法的文人们，竟然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对秦非正北伐这件事选择了不予置评。

    他们是害怕得罪秦非正吗？显然不是的。如卢瑟先生和谢锦言那般，惯于写批判性文章的文人，若真要论起来，早已经不知道得罪过秦非正和民党南京政府多少次了。但偏偏，这一次连他们也没有发声。

    趁着谢锦言将文学研究会的小聚开在家里的时候，锦颐瞅着他们一个话题终结的空隙，忽然开口问道：“怎么关于秦司令北伐一事，也没见你们在报纸上说些什么？”

    “锦颐你也是个文人，不也没说什么吗？秦司令采用了北伐的手段，想要逼迫奉系投降。我们赞成也好，反对也罢。北伐一举，为的是使北方归降，统一华夏，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吗？”

    谢锦言那群好友并不如锦颐那样，将视线放在了各国势力映射在华夏的模样，自然便也不明白锦颐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浅显”的问题。但到底，还是有人出来给了锦颐一个答案。

    回答锦颐问题的那人显然也是对北伐一事持犹疑态度的，是以他刚刚答完锦颐的问题，便沉了一口气叹道：“哎，这都两个月过去了，也不知道北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这个年代到底不如后世那般通讯发达，有些消息未必能够真正准确的传达出来。尤其事关战争，在还未能得知究竟是南京政府的秦非正胜利，还是奉系林昌庸胜利的情况下，那些撰写新闻的记者们，为怕胜利一方对报社秋后算账，在表达方式上自然便有了些许的偏差。

    以至于两个月过去了，他们除了能从一些语焉不详的只言片语中、判断出哪一方显现颓势，除了能从几张作用不大的黑白照片上、判断北方的人民现下的生活以外，便再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多的消息了。

    而这样的情况，是在五月中旬的时候结束的。

    那些报纸上所刊载的，已经是五月初的消息了。但正是那样一则消息，一瞬间便震颤了所有华夏人民的心房——

    “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于五月三日至五月五日，在济南屠杀华夏军民万余人。仅五月三日一日，被日本军队以残暴血腥的手段，野蛮屠杀的华夏军民，便有千人以上！”

    当锦颐从报纸上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她连手都在不自觉的颤抖。

    她记得的，日本是从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发起“九一八事变”的！她记得的，“九一八事变”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端！怎么现在才是一九二八年，日本便对华夏犯下了一桩“五三惨案”？！

    她的记忆里深深烙印着的，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所以，她便单纯的以为，至少在那之前，华夏应当是安然无恙的。

    她忘了，人的野心是被一点一点养大的……

    在侵华战争开始之前，日本如果没有一点一点的尝到过侵略中国的好处，又怎么会有后来侵华战争？

    从来，时间便没有给她留下过余地。

    锦颐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她匆忙将手中的报纸扔开，从抽屉中急乱的抽出了几张白纸。

    时隔半年的时间，她再次拿起了笔。

    什么都好，她必须要写些什么了！必须！她要写下那些日本鬼子的狼子野心，她要让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守卫家园！她不想看见那样屈辱的华夏，所以她必须要写些什么！

    锦颐只感觉一股前所未有过的恐慌和压抑，正在向着她心灵的最深处压迫而去。她的情绪前所未有过的失控，根本便顾不及原先的茫然，只知道逼迫自己去写些什么。但实际上，她什么也写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