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
日本投降那一年我被组织调任到老师的身边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讲是做办公室副主任,在那个年代是叫做政治部秘书。
相对于称呼其师座,我更愿意称呼他为老师。
源自于年幼时的一次见面,少年时代的一次听讲,所以说他是我的老师并不为过。
可是等到我长大,从法兰西留学归来,有了足够的资历能够站到老师身边的时候,老师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英姿雄发,挥斥方遒的将军了。
老师已经老了。
解放战争开始,美国对党国施以各种援手。
老师却在这个时候在中外媒体的采访中大骂委座,我们尊敬的校长,说滇军不是孬种,不是熊兵。
要么就是在会议途中,唱起幼年时,阿娘唱给他听得儿歌。
南京发来电报,不允许老师在在公开场合发表不利于党国和元首的任何只言片语。
风烛残年中的老师,眼里的锐气不再,所有人都私下嘀咕着要为他老人家准备后事。
您吃的太少了,要不要再多吃一点呢?
他却对我说,我想看那个了。
愣了一下,我随即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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